娘胎一出来，便成了个会做梦的人。

　　人做的梦，大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发生的事，利害总是放在自己心头的。梦见好事情来了，肯定高兴，可当你还正在窃喜，突然隔壁狗吠，一枕黄粱再现，半天懊悔的缓不过神来。梦见倒霉的事情，一准背兴，一觉醒来，心中又会有无限的庆幸之情。

　　人所以活的复杂，是因为有了林。梦在无形中扩大了人的生存空间，也使人交替生活在物质与精神之间。似水流年的人生因它而多了几分韵味，添了些许的诗情。

　　我曾经在“案头余事”中写过一句话“梦中谁是我，醒来我是谁”，这句醒着的时候说过的话，这时又感觉有点梦呓的味道。

　　岁月是无情的，人是有情的。可偏偏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岁月的又是人。无情的岁月与有情的人掺和在一个茫茫不可知的宇宙苍穹中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人们都称睡时经过的事情是梦，实际上醒着的时候经过的事情，又何偿不是梦。只不过睡时的梦易觉，醒时的梦不易觉罢了。年前腊月二十那天，当桌上的台历提醒我已是活了五十个春秋的人。当我似乎还沉浸在小时候光着屁股，在家乡的小河里摸鱼逮虾的光景时，金已经成了一个体态臃肿，登楼梯便直喘粗气的家伙。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忘掉饿肚皮的滋味，却眼瞅着满桌的佳肴没了胃口。

　　我是一个从小就喜欢做梦的人，但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，童年的美梦，还是成年的恶梦，从来也没有在梦见我会是如今这幅模样。

　　如果有条件，我的职业应该是音乐家，而不是画家。

　　说这话，我是有根据的。大约在十岁以前，见别人拉胡琴，我就向母亲要来她珍藏的一个曾经装过定坤丹药丸的铁盒子，那只方方的小铁盒上画着一个漂亮的小仙女，正将手中的一蓝鲜花撒向人间。我避开画着仙女的那一面，在铁盒侧面上下钻了孔，插了一根上头用火柱烫开孔的棍。又去马尾巴揪几撮鬃毛。做成胡琴，不成调地吱咕、吱咕胡拉。我知道，会做胡琴，不一定能成音乐家。但是，至今还记着当初我在马屁股后边，一跳一闪揪鬃毛时的情形。

　　属于我的第一把胡琴早已不见了，我也没有成为音乐家，倒是那位铁罐上正在撒鲜花的美丽女子，从此印在我的心上，再也没有离开过我。

　　人在世上，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，各自的特殊境遇。我们知道这些，是就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言，谈及后事，谁也说不清。去年九月十一日发生在纽约世贸大厦，可以载入人类发展史中最丑恶的一幕，告诉我们，这上世界上，因为有了人，人就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恶梦中。曾经和以后人类所做的美梦。如终究要散伙的宴席般短暂，至从人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开始，有的人就拼命地去干好事，有的人就拼命地去干坏事，不管人之初是性本善，性本恶，无论专家们就这个问题争了多少年，争清争不清。反正，我认为我不是应该属于那些很能干坏事的一类，但我却生在了干坏事不容易的年头。那年月，干好事的人都常常被诬为坏人。想干坏事，谈何容易。二来是，天意摆布一个人，总是弄得阴差阳错。我既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，又不是天资聪慧的神童，这我最能知道。当我按着老师布置的作业，硬着头皮将一个字写完20遍，生字仍然是生字，但我却清楚地记着柳树杈上的那窝雀，再过几天就出窝了。我不愿意像和尚念经似的背诵课文，装模作样地将咀一张一合，手却不停地翻着放在课本底下的小人书。我原本想是进了工厂、老老实实做一名工人。但命运之手又将我送进美术学院的课堂。时至今日，整天在三尺案头舞文弄墨。堂堂五尺男儿，把了些雕虫小技，去换人家银两，心中真是惭愧。可偏偏还就有些痴心的人，心甘情愿尽倾其囊。这人世的事谁能说清楚，说不清楚，权当梦解，可不可以。

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临潼榆阳书屋